德国财政部长克林拜尔8月21日公开指责中国“无视规则”，并预告默茨政府将在对华经贸互动中采取更强硬立场。另一边，民调显示，31%的德国受访者把中国看作竞争对手，8%直接定位成对手，而左翼党和选择党明显倾向把中国视为合作伙伴。部长放狠话和左翼选边站同时出现，无疑是将德国对华政策的内在矛盾推到了台面上。默茨政府的对华强硬更多是一种把国内经济困境归咎于中国的政治话术，由于缺少议会多数和企业支持，这种强硬很难转化为实质政策，中德关系的基本盘仍然在企业层面。
我们要看清这层矛盾，得先搞清楚德国财长为什么挑这个时间点发难？
当下，德国制造业订单疲软，汽车产业受冲击最大，电动车转型跟不上节奏。德国车企在华销量虽然保持规模，但利润空间被压缩，国内对岗位流失的焦虑持续升温。财长把矛头对准中国，说中国“无视规则”，是给选民一个现成的解释：德国经济不好，责任在中国，政府改革迟缓的问题就被绕开了。
事实是，德国制造业竞争力下滑的根源在能源成本高企、数字化滞后、人口结构老化，这些都不是中国造成的。但政客不愿碰这些实际问题，因为碰了就要得罪选民，改革就要付出代价。所以把中国拉出来当靶子，成本最低，见效最快。选民听到“中国无视规则”，会暂时忘记税制僵化和基础设施老化。但这种做法解决不了问题，德国经济不会因为财长骂了中国就恢复增长。这种做法用久了还会反噬，当选民发现骂完中国之后工作岗位照样流失，对政府的信任会进一步瓦解。
更尴尬的是双重标准。德国制造业强势时高举自由贸易旗帜，面临竞争时又要求用规则惩罚对手。德国自己也在推动产业补贴政策，给英特尔和台积电建厂提供财政支持。轮到自己补贴就是产业政策，轮到中国补贴就是无视规则。德国在补贴问题上的双标做法，削弱了它在欧盟内部推动产业政策的正当性。一个靠出口立国的国家主动破坏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等于损害自己长期维护的贸易秩序。
民调显示把中国当竞争对手和对手的比例相加是39%，没有过半。民调中还有一部分人没有表态，这个沉默群体是德国对华政策的最大变量。他们不关心中国是敌是友，只关心物价、能源和就业，对华强硬如果带来经济代价，这个群体会立刻转向。
默茨政府现在的强硬姿态是在赌这部分人更相信外因解释，但这个赌局的风险被左翼党和选择党的选边站放大了。左翼党历来反对北约和美国的军事扩张，不愿看到欧洲被拖入一场对华新冷战。选择党更侧重德国主权和经济利益，认为和中国保持贸易关系比跟着美国围堵中国更符合德国需要。两个党的出发点完全不同，最后在对华态度上走到了一起。民调数据说明德国对华政策缺乏稳定的社会共识，强硬路线服务于部分政治精英的外部压力，国内多数诉求没有被纳入考虑。
这背后反映的是德国企业与中国市场深度捆绑的现实。大众集团超过三分之一的汽车销量在中国，宝马和奔驰的比例更高。巴斯夫在广东一体化基地的投资超过一百亿欧元，这是德国化工企业历史上最大的单笔海外投资。如果柏林真把对华经贸关系推向对抗，先受冲击的是这些德国企业。政府可以喊口号，但企业要看报表。
德国商界对默茨政府的对华政策已经表达过不满，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公开说过，中国市场不可替代，对华脱钩会让德国工业失去增长动力。德国对华贸易逆差被一些人拿来说事，但德国企业在华销售额大部分通过本地生产本地销售实现，这些数字并不完全反映在双边贸易统计里。德国政府和媒体只盯着货物贸易逆差，忽略了德国企业在华直接投资获得的利润，用这个片面的数据去支撑对华强硬，只会让政策走偏。
大众和巴斯夫不会因为财长说了“无视规则”就撤出中国，它们只会加大游说力度，要求柏林在实际行动上保持克制。默茨政府现在的策略是嘴上强硬，行动克制，这个策略的可行性完全取决于德国企业在中国市场能否继续盈利。如果企业利润稳定，它们就有能力把政府的过激行为拉回来。如果企业利润下滑，它们对政府的游说能力会下降，强硬派就会占上风，所以中国需要关注的是德国企业在华经营的利润变化。
除了企业利益，德国国内政治分裂正在让对华议题变成党争工具。左翼党和选择党在对华合作上的共识，反映出对华脱钩的代价主要由普通就业者和中小企业承担。左翼党代表的一部分产业工人担心对华制裁导致工厂订单减少，选择党代表的一部分中小企业主不愿失去中国供应链。这些群体不关心地缘政治的大词，他们关心的是工作机会和产品销路。对华强硬看着是对外政策，实际在德国国内制造了新的政治分裂，传统政党的中间选民会加速流失。左翼党可以用“对华脱钩损害工人利益”攻击政府，选择党可以用“追随美国牺牲德国主权”攻击政府。两者方向不同，但都在掏空政府的对外政策合法性。对华政策一旦成为德国国内政治斗争的工具，中德关系就会被动跟着德国选举周期波动。中国需要稳定预期，某个政党的短期支持并不重要。左翼党和选择党今天可以因为反对美国而倾向合作，明天也可以因为选举需要而转向。这种临时合流说明德国传统政党对华政策缺乏共识，迫使不同阵营的政治力量在对华议题上重新站队，中国不必把希望寄托在任何一个德国政党身上。对华强硬如果持续下去，只会让德国国内的政治分裂进一步扩大，默茨政府最终要为自己的表演付出代价。
看清了这些，中国对德工作的重点就清楚了。中国对德国财长的讲话可以关注，但不必过度反应。德国国内政治有一个明显特点：政客的调门和企业的行动经常不一致。政客需要选举，企业需要市场。
对德国财长这种缺乏具体措施的表态，可以选择冷处理，不接招、不对骂，官方回应点到为止。你越认真反驳，对方越能把这个话题炒热。德国的舆论环境决定了政客需要制造对立来吸引注意力，中国如果跟着对方的节奏走，反而帮对方完成国内动员。中国对德工作应该继续抓住企业这个纽带，用更开放的姿态给德国商界提供游说柏林的现实理由。
只要德国企业在中国能赚到钱，它们就会主动去柏林反对过度对华强硬。德国商界在柏林有很强的游说能力，从德国工业联合会到汽车工业协会，都多次公开反对对华脱钩。
中国还可以利用中欧班列、绿色能源合作这些具体项目，把德国地方政府和中小企业拉进合作网络。冷处理之后，德国国内理性的声音会自己浮上来。对华强硬如果只是政客的表演，没有具体政策跟进，市场和社会都会看穿。
默茨政府对华新政策的走向，最终要看德国经济什么时候能走出困境。德国经济如果在未来一两年内继续低增长甚至衰退，对华强硬的声量会进一步升高，因为政府需要转移矛盾。如果德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保持盈利，商界和部分政客会反过来要求政府克制。欧盟对华电动车反补贴调查的最终结果以及德国联合政府在地方选举中的表现，是两个关键变量。只要德国企业对华依赖没有根本改变，强硬政策就缺少持久的国内支撑。中国保持定力，继续打开合作空间，德国的政客吵归吵，企业手里的选片更真实。
文 | 龙依依 媒体人 报社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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